2016年6月12日 星期日

《漢娜鄂蘭:思想的行動》@閱樂書店




















「邪惡的平庸。」(The banality of evil.---漢娜.鄂蘭(Hannah Arendt    

極權統治得以實行的要件,便是要棄絕一切異於掌權者的意志,反對其政治意識型態的,盡數趕盡殺絕。鄂蘭試探問極權國家的實質特徵和行動意義,試圖了解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背後之緣由。在極權國家中,實證法律並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「運動律則(Bewegungs-gesetze)」。此行動形式的法律,奠基於類似於達爾文主義式的適者生存法則,更精確的定義,則趨近於「歷史」和「自然」律則,便於維持客觀的歷史運作邏輯。極權國家因而以「恐怖」或是「脅迫」來達成目的,然而,鄂蘭指出,極權國家的運作,是集體式的群眾運動。當傳統式的統治與政治形態式微,漸行步入所謂的「群眾社會(Massengesellschaft)」,極權主義趁虛而入,藉著意識形態的控制和有效率、極端理性的控制,侵蝕人心,試著企及單一意識形態(種族優先學說)下的烏托邦。而這背後,盡是數不清的屠殺與人性邪惡之顯露。  




然而,如何可能?鄂蘭問到,要如何能夠促使人們忽視人性之憐憫、背離而行?「將其不忍和憐憫,從他人身上;轉嫁到自己身上。」這是鄂蘭的回應與解釋。因此,面對不忍猝睹的殘暴,執行者被如此灌輸,「我們很忍耐,這些搬運屍體的勞動是痛苦的。」泯滅人性的實質行動一直在發生,可是執行之人,也許只是平庸之輩,遵從指令,在類官僚體系下的組織中,試著當一個服從的下屬。紀錄片中,有一段很深刻的對話,是奧茲維茲(Auschwitz)集中營裡,有殺害猶太人事實之人接受訪問的紀錄:  

訪者:「你有處決過猶太人嗎?」 受訪者:「有。」 (中間有問及在集中營裡的工作內容) 訪者:「你有殺過人嗎?」 受訪者:「沒有。」 訪者:「那你知道,蘇維埃的人想吊死你嗎?」 受訪者:(崩潰大哭,沉默數秒)「為什麼,我做錯什麼了嗎?」  

那些執行者可能會問,什麼時候,「服從成了罪過,反抗成了美德?」、「選擇親近死亡,反倒是對的?」  

「邪惡的平庸。」鄂蘭如此詮釋。當人們在極權統治下,失去自我意志、不再思考,一切被驅動的邪惡成為可能,殺害他者、成就我群成為可能的選項,人性不再,憐憫那些「無用而多餘的人」不再必要。適者生存,不適者,必將面臨淘選、並予以刪除。  

紀錄片之末,帶到紐倫堡大審判、以及對於當代的反思。鄂蘭指出,「當這些平庸之邪惡沒有責任的對象歸屬,必然沒有罪的追究。因為,究責和處罰需要罪惡感,而罪惡感要來自於對於邪惡的懺悔之意。當平庸之邪惡,沒有對象可以追究,遍無法真正地定罪與究責,亦沒有所謂的受害者。」鄂蘭將艾希曼視為一個小丑,一個不顧及他人感受的是個辦公桌殺手,邪惡本身的魁儡。因此,德國當代仍面臨轉型正義之困難、歷史罪過之究責。正義如何被實現,成為懸而不解的難題。遂想起《謊言迷宮》中,揭露奧茲維茲(Auschwitz)集中營中的屠殺之人,被如此質問:「你要全部的德國人都揭露自己的父親是殺人魔嗎?」  

當我們選擇相信愛與歸屬,相信家鄉和親友,相信世界可以存有和平;然而,世代流轉,種族大屠殺的年代或許已經經過,可是不斷地被強調的「效用(utility)」為主要考量的社會運作模式仍在,被忽視的弱勢、社會邊緣人,仍被在排除在主流的人群之外。正義如何可能?如何能夠?  

鄂蘭之所以能夠被稱之為「獨立的思想家」,提出「邪惡的平庸」,從別於單一視野的角度去詮釋,也和其出身、經歷有關。若非一個時時刻刻都在流亡的流亡者,必然無法如此深刻體認到流亡之苦楚與難處。「那是,無法找到真正歸屬的感受。」然而,也正因為多重的流亡身分,使得鄂蘭不單單只是從一個猶太身分去理解事情的全貌,鄂蘭說到,「身為一個猶太人,對我而言,德國象徵我的母語、文學和哲學」對於鄂蘭而言,多重的身分,也許使得她既是親近這些感受、卻又同時間是抽離的,人間冷暖,皆數嚐盡。面對己身生命和無法歸屬的困境,她亦有所嘆,「為什麼,到頭來所有的事物都背離了我?」  

不思考的危險、邪惡的平庸性,當這些放置到個人層次來看,卻又各自有不同的樣貌。即便擁有鄂蘭如此廣袤而巨大的胸懷,一個面臨親友被殺害的相關人,能夠不怨恨執行者嗎?即便他只是一只魁儡?所有的背離與漸行漸遠,也許,並無法被真正理解和詮釋。 



@閱樂書店


沒有留言:

張貼留言